1941年7月30日至8月3日，葉圣陶應四川《教育通訊》社之約，為教師節特刊作文《如果我當教師》，該文刊于1941年8月23日出版的《教育通訊》第三十二、三十三期合刊。 葉圣陶1912年中學畢業，即從事教育工作，先后擔任過小學、中學、大學教師 。《如果我當教師》一文表達了他從教30年對當教師的思考，其中“養成好習慣”、“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幫助學生為學”、“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等，也是他此后數十年反復宣傳的思想。時隔70年后的今天，重讀這篇文章，對于我們當好教師，仍然極富指導意義。
一、“養成好習慣”——教育的含義
“養成好習慣” ，是葉圣陶在《如果我當教師》中給教育所做的界定。他說：“我想‘教育’這個詞兒，往精深的方面說，一些專家可以寫成巨大的著作，可是就粗淺方面說，‘養成好習慣’一句話也就說明了它的含義。”
“養成好習慣”，也是葉圣陶的一貫主張。1941年，他在《高等教育所要養成的好習慣》一文中說：“教育就是養成好習慣”，“普通教育的目標是養成一般人當公民的好習慣，高等教育的目標是養成一些人做專門人才的好習慣。” 1958年，他在答教師的信中說：“我想教師工作的最終目的，無非是培養學生具有各種良好的社會習慣。諸如熱愛國家關心他人的習慣，禮貌誠篤的習慣，虛心自強的習慣，閱讀書寫的習慣，勤勞操作的習慣，求實研索的習慣等等。” 1962年，他在《小學教師的工作》一文中說：“所謂教育，無非是從各方各面給學生好的影響，使學生在修養品德，鍛煉思想，充實知識，提高能力，加強健康各方面養成好的習慣。” 1979 年，他在《當前教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更為簡潔地概括為：“教育是什么？往簡單方面說，只須一句話，就是要養成良好的習慣。”
葉圣陶指出：養成好習慣，要“從最細微最切近的事物入手”。他舉例說：譬如門窗的開關，我要教他們輕輕的，“砰”的一聲固然要不得，足以擾動人家心思的“咿呀”聲也不宜發出；直到他們隨時隨地開關門窗總是輕輕的，才認為一種好習慣養成了。 他認為：這樣的好習慣，不僅對于某事物本身是好習慣，更可以推到其他事物方面去。對于開關門窗那樣細微的事，尚且不愿意擾動人家的心思，還肯作奸犯科，干那擾動社會安寧的事嗎？
葉圣陶還指出：好習慣，“硬是要養成，決不馬虎了事”。他舉例說：一個詞兒，不但使他們知道怎么念，怎么寫，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含義和限度，該怎樣使用它才得當。一句句子，不但使他們知道怎么說，怎么講，更要使他們知道它的語氣和情調，該用在什么場合才合適。一篇故事，不但使他們明白說的什么，更要借此發展他們的意識。一首詩歌，不但使他們明白詠的什么，更要借此培養他們的情緒。他認為：教識字、教讀書只是手段，養成他們語言的好習慣，也就是思想的好習慣，才是終極的目的。
上世紀40年代初，葉圣陶和朱自清合作撰寫了兩本專供各中學國文教師參考用的閱讀教學指導書――《精讀指導舉隅》和《略讀指導舉隅》。這兩本書便不斷提醒教師要重視養成學生閱讀的好習慣。葉圣陶還在為《精讀指導舉隅》所作的“前言”中特別指出“習慣的養成在教師的訓練與指導” 。實施新課程后，有些人回避“訓練”一詞，以為一講“訓練”，就是應試教育，就是題海戰術，就是整學生、把學生當奴隸。其實許多人都是望文生義，并不了解“訓練”的真諦。葉圣陶對“訓練”曾做過精辟的闡釋。他說：“什么叫訓練呢？就是要使學生學的東西變成他們自己的東西。” 他還說:“訓練訓練，分開來說，訓是老師的事，練是學生的事。就老師方面說，采用種種有效的辦法，循序漸進地教導學生練，固然極為重要，而督促學生認真練，經常練，尤其是奏功收效的關鍵。” 這就告訴我們:“訓練”不同于“練習”，“訓”就是“教”，“練”就是“學”，“訓練”是師生雙方的一種教學活動，是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有指導、有實施、有評價的教學活動。
可見，教育就是要通過教師的訓練與指導養成學生終身受益的好習慣。無論怎樣好的行為，如果只表演一兩回，而不終身以之，那是扮戲；無論怎樣有價值，如果只掛在口頭說說，而不能徹底消化，舉一反三，那是語言的游戲，都必須化為習慣，才可以一輩子受用。
二、“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
——課程的目標
葉圣陶在《如果我當教師》中說：“我無論擔任哪一門功課，自然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如國文科在訓練思維，養成語言文字的好習慣，理化科在懂得自然，進而操縱自然之類；同時，我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
教師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即認清教師所承擔的那門功課的特有目標。以國文科為例。葉圣陶說：“學習國文就是學習本國的語言文字。”又說：“語言文字的學習，就理解方面說，是得到一種知識；就運用方面說，是養成一種習慣。……這兩項的知識和習慣，他種學科是不負授與和訓練的責任的，這是國文科的專責。每一個學習國文的人應該認清楚：得到閱讀和寫作的知識，從而養成閱讀和寫作的習慣，就是學習國文的目標。”
同時，教師要“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即所有功課承擔的“造成健全的公民”這個總的目標。仍以國文科為例。早在上世紀20年代，葉圣陶就提出：“須認定國文是發展兒童的心靈的學科”。 比如：“我們作文，要寫出誠實的、自己的話。” 1962年，葉圣陶作《語文教學二十韻》有“立誠最為貴”一句。他解釋說：“此語自‘修辭立其誠’來，無非‘言之有物’‘言之由衷’之意，而品德修養、實際鍛煉亦復包蘊在內。茍德之不修，實之不講，雖自以為‘有物’，自以為‘由衷’，猶未‘誠’也。” 1983年，葉圣陶還專門撰寫了一篇題為《作文與做人》的文章，批評學生作文言行不一的傾向。他說:作文題是《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要是有一位考生寫得頭頭是道，有理論，有發揮，但是當他離開了考場，擠上了公共汽車，就搶著靠窗坐下，明明有一位白發老太太提著菜筐擠在他膝前，他只當沒瞧見，他連給老太太讓個座的起碼的習慣都沒有養成，還有什么資格談什么“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嗎？文章最后強調指出:“文當然是要作的，但是要緊的在乎做人。”
1940年，葉圣陶曾用車輪的輪輻與軸心來比喻各學科教學與教育總目標的之間關系。他說：“國文是各種學科中的一個學科，各種學科又象輪輻一樣輳合于一個教育的軸心，所以國文教學除了技術的訓練而外，更需含有教育的意義。說到教育的意義，就牽涉到內容問題了。”又說：“不過重視內容，假如超過了相當的限度，以為國文教學的目標只在灌輸固有道德，激發抗戰意識，等等，而竟忘了語文教學特有的任務，那就很有可議之處了。”“國文教學自有它獨當其任的任，那就是閱讀與寫作訓練。學生眼前要閱讀，要寫作，至于將來，一輩子要閱讀，要寫作。這種技術的訓練，他科教學是不負責任的，全在國文教學的肩膀上。”
在《如果我當教師》中，葉圣陶再次用了“車輪”的比喻，說明各學科特有目標與所有學科共同目標之間的關系：“每一種功課猶如車輪上的一根‘輻’，許多的輻必須集中在‘教育’的‘軸’上，才能成為把國家民族推向前進的整個‘輪子’。”他指出：“這個觀念雖然近乎抽象，可是很關重要。”
三、“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教材的功能
葉圣陶寫《如果我當教師》正值抗戰時期，課本的供給很成問題，往往臨到開學買不到一本課本，可是葉圣陶決不說“沒有書本，怎么能開學呢”的話。他說：“我相信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
“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葉圣陶有時也稱之為“例子”。在葉圣陶看來，要實現教育的目標，“這些事兒不能憑空著手，都得有所憑借。憑借什么？就是課本或選文。有了課本或選文，然后養成，培植，訓練的工作得以著手。” 1932年，葉圣陶在《國文科之目的》一文中指出：“課本只是舉出些例子，以便指示、說明而已，這里重要在方法”。 1942年，他在《略談國文學習》一文中指出:“知識不能憑空得到，習慣不能憑空養成，必須有所憑借。那憑借就是國文教本。” 1945年，他在為呂叔湘的《筆記文選讀》所作的序中說：“語文教本只是些例子，從青年現在或將來需要讀的同類的書中舉出來的例子；其意是說你如果能夠了解語文教本里的這些篇章，也就大概能閱讀同類的書，不至于摸不著頭腦。所以語文教本不是個終點。從語文教本入手，目的卻在閱讀種種的書。” 1949年，葉圣陶在為《大學國文（現代文之部）》所作的序中說：“國文選本只是個憑借……有了憑借，歷練才有著落。” 1978年，他在《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的講話中再次強調說：“知識是教不盡的，工具拿在手里，必須不斷地用心地使用才能練成熟練技能的，語文教材無非是例子，憑這個例子要使學生能夠舉一而反三，練成閱讀和作文的熟練技能。”
課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葉圣陶指出：“文字的課本以外還有非文字的課本，非文字的課本羅列在我們的周圍，隨時可以取來利用，利用得適當時，比較利用文字的課本更為有效，因為其間省略了一段文字的橋梁。”尤其是公民、社會、自然、勞作課，非文字的課本，簡直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葉圣陶關于課本又“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的思想，是對“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的拓展和補充，打通了學校與社會，將課堂延伸至生活的方方面面。
葉圣陶關于教材功能的論述告訴我們：一方面，教材是教師“教”的“憑借”，學生“學”的“憑借”。因而，教師與學生要創造性地使用教材，而不能成為教材的奴隸，是“用教材教”，而不能局限于“教教材”。另一方面，一切的課外資源都可以拿來當作“例子”，為學生所用，使學生“得法于課內，得益于課外”，舉一反三，掌握知識，提高能力，養成習慣。
四、“幫助學生為學”——教學的本質
在《如果我當教師》中，葉圣陶表示不主張將教師的行業叫做“教書”，同樣不主張將學生入學校的事情叫做“讀書”。他說：“書中積蓄著古人和今人的經驗，固然是學生所需要的；但是就學生方面說，重要的在于消化那些經驗成為自身的經驗，說了‘讀書’，便把這個意思抹殺了，好像入學校只須做一些書本上的功夫。因此，說成‘教書’，也便把我當教師的意義抹殺了，好像與從前書房里的老先生并沒有什么分別。”在葉圣陶看來，新式教育與舊式教育的一大區別，即在于從前書房里的老先生“只須教學生把書讀通，能夠去應考、取功名”，而現代教師“卻要使學生能做人、能做事，成為健全的公民”。
葉圣陶說：“若有人問我干什么，我的回答將是：‘幫助學生得到做人做事的經驗’”，“幫助學生為學”。“幫助學生為學”的思想與“養成好習慣”思想是一致的。對學生來說，是“養成好習慣”；對教師來說，是“幫助學生為學”。這是葉圣陶對教學本質的揭示。這也就是他在《略讀指導舉隅》前言中所強調的“各種學科的教學都一樣，無非教師幫著學生學習的一串過程”的意思。 呂叔湘曾將之解釋為：“教學、教學，就是‘教’學生‘學’。” 葉圣陶的這一思想，后來更多地表述為：“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
1961年9月，葉圣陶在呼和浩特跟語文教師的講話中提出:“總之，講的目的，在于達到不需要講。如果一個老師能作到上課不需要講，只作一些指點和引導，學生就能深刻理解，透徹領會，那就是最大的成功。” 1962年1月，他在《閱讀是寫作的基礎》一文中說:“在課堂里教語文，最終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使學生養成這樣一種能力，不待老師教，自己能閱讀。學生將來經常要閱讀，老師能經常跟在他們背后嗎？因此，一邊教，一邊要逐漸為‘不需要教’打基礎。” 1962年7月，他在回答教師的書簡中說：“教師當然須教，而尤宜致力于‘導’。導者，多方設法，使學生能逐漸自求得之，卒底于不待教師教授之謂也。” 同月，在回答教師的另一書簡中說：“我近來常以一語語人，凡為教，目的在達到不需要教。” 1962年11月，他又在回答教師的書簡中說:“嘗謂教師教各種學科，其最終目的在達到不復需教，而學生能自為研索，自求解決。故教師之為教，不在全盤授與，而在相機誘導。必令學生運其才智，勤其練習，領悟之源廣開，純熟之功彌深，乃為善教者也。” 1974年1月6日，他在回復一位教師的信中再次提及此觀點:“凡為教者，必期于達到不須教。” 1977 年12月16日，他給《中學語文》雜志的題詞：“我想，教任何功課，最終目的都在于達到不需要教。假如學生進入這樣一種境界，能夠自己去探索，自己去辨析，自己去歷練，從而獲得正確的知識和熟練的能力，豈不是就不需要教了嗎？而學生所以要學要練，就為要進入這樣的境界。” 1978年8月21日，他在題為《大力研究語文教學，盡快改進語文教學》的發言中說:“教師教任何功課(不限于語文)，‘講’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講’，換個說法，‘教’都是為了達到用不著‘教’。怎么叫用不著‘講’，用不著‘教’？學生入了門，上了路了，他們能在繁復的事事物物之間自己探索，獨立實踐。解決問題了，豈不是就用不著給‘講’給‘教’了？這是多么好的境界啊!” 1979年10月，他在《當前教育工作中的幾個問題》一文中說：“老師講，目的是要達到不用講，好比幫孩子學走路，先牽著他走，扶著他走；進一步讓他自己走，在旁邊護著他；最后完全可以放心了，就讓他自己走，護也不用護了。” 1983年8月6日，他在民進外地來京參觀教師茶話會上說:“剛才有一位同志說到我說過‘教是為了不教’。后來我加了四個字:‘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我覺得這樣表達比較明白。是不是不教了，學生就學成了呢？非也。不教是因為學生能夠自己學習了，不再需要老師教了”，“達到不需要教，就是要教給學生自己學習的本領，讓他們自己學習一輩子”。
“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是教學的最高境界，又是一個重要的教學指導思想，是教學改革的出發點，也是教學改革的歸宿。“教”是手段，“不教”是目的。從“教”到“不教”，有一個復雜的、艱苦的過程，這是個啟發、引導的過程，也就是教師“幫助學生為學”的過程。通過教師的啟發、引導，學生具有自主、獨立學習的能力，養成自主、獨立學習的習慣，教學由教師幫助學生學逐漸達到學生自主發展的目的。這與《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的精神:“注意培養學生的獨立性和自主性，……促進學生在教師的指導下主動地、富有個性地學習” ，是完全吻合的。
五、“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師生的關系
1937年，葉圣陶在《給與學生閱讀的自由》一文明確指出：“教師和學生，無論如何不應該對立起來。”“教師和學生是朋友。” 在《如果我當教師》中，葉圣陶進一步提出“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的主張。這是葉圣陶對民主、平等的新型師生關系的表述。
“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就要愛學生，民主、平等地對待學生。葉圣陶說：“我如果當小學教師，決不將投到學校里來的兒童認作討厭的小家伙、惹得人心煩的小魔王；無論聰明的、愚蠢的、干凈的、骯臟的，我都要稱他們為‘小朋友’。”他舉例說：小朋友頑皮的時候，或是做功課顯得很愚笨的時候，我決不舉起手來，在他們身體上打一下。打了一下，那痛的感覺，至多幾分鐘就消失了；就是打重了，使他們身體上起了紅腫，隔一兩天也沒有痕跡。然而這一下不只是打了他們的身體，同時也打了他們的自尊心；身體上的痛感或紅腫，固然不久就會消失，而自尊心所受的損傷，卻是永遠不會磨滅的。“我有什么權利損傷他們的自尊心呢？”
“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還要了解學生，講究教育的方式方法。葉圣陶說：“凡是在我班上的學生，我至少要知道他們的性情和習慣，同時也要使他們知道我的性情和習慣。”他舉例說：“他們如果到我家里來，我決不冷然的問：‘你們來作什么？’他們如果有什么疑問，問得深一點的時候，我決不搖頭說：‘你們要懂得這個，還早呢’問得淺一點兒的時候，我決不帶笑說：‘這還要問嗎？我正要考你們呢！’”“這種拒之千里的語言態度，對于不相識的人也不應該有，何況對于最相親的朋友？”
葉圣陶“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是與他“以學生為本位”的思想是一脈相承的。早在1919年，葉圣陶發表《對于小學作文教授之意見》，就提出“以學生為本位”的主張。他說：“小學作文之教授，當以順應自然之趨勢而適合學生之地位為主旨。”“作文命題及讀物選擇，須認定作之者讀之者為學生，即以學生為本位也。” 1922年，他又在《小學國文教授的諸問題》中指出教育的病根之一是教師“不會了解兒童，不以兒童本位一義為教授之出發點”，“學童全居被動地位”。 1941年，他在《國文隨談》中更明確提出了學生是“主體”的思想。他說：“國文課是教師與學生的共同工作，可是主體究竟是學生。”
葉圣陶“我要作學生的朋友，我要學生作我的朋友”的思想也是與現代教育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為了學生的一切，實現面向全體、全面發展、主動發展的時代潮流相一致的；與當今新課程改革中“倡導學生主動參與、樂于探究、勤于動手，培養學生搜集和處理信息的能力、獲取新知識的能力、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以及交流與合作的能力”， 鼓勵學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學習的精神完全一致的。
六、“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教師的要求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是葉圣陶對自己的要求。葉圣陶先生于1988年2月16日去世后，顧黃初先生寫了《葉老最后留下的》一文以示懷念。文章滿懷深情地回憶了他1987年6月在北京參加民進中央代表會議時，親見葉老慈祥的容貌、親聆葉老的諄諄教言容祥的動人情景。文中提到葉老最后一次講話的中心：“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文章寫道：“葉圣老一生確確實實是這樣做了的，所以才能成為人師的楷模，后學的表率。而他老人家直到垂暮之年仍然銘記著兩句話，以此自勵，以此勉人，希望大家‘廣為宣傳這兩句話’。這精神是何等的感人，這期望又是何等的懇摯!這就是這位現代文化教育的偉人最后留下的箴言!”
“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也是葉圣陶在《如果我當教師》對教師為人為學的要求。所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就教師而言，即如葉圣陶所說：“凡希望學生去實踐的，我自己一定實踐；凡勸戒學生不要做的，我自己一定不做。”他舉例說：我希望學生整潔、勤快，我一定把自己的儀容、服裝、辦事室、寢室弄得十分整潔，我處理各種公事私事一定做得十分勤快；我希望學生出言必信、待人以誠，我每說一句話，一定算一句話，我對學生和同事，一定掬誠相示，毫不掩飾……他說：“必須‘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出愿望來，吐露出話語來，才有真氣、才有力量，人家也易于受感動。如果不能‘有諸己’‘無諸己’，表示和吐露的時候，自己先就赧赧然了，哪里有什么真氣？哪里還有力量？人家看穿了你的矛盾，至多報答你一個會心的微笑罷了，哪里會受你的感動？”
葉圣陶這一思想后來更明確表述為:以身作則、為人師表。1955年，葉圣陶寫過一篇《教師必須以身作則》的文章，指出：“教師教學生不能光靠語言，還得以身作則，真正的教育作用在語言跟實際生活一致上”。 1963年，他在跟北師大中文系學生講話的提綱中寫道：“以身作則……換言之，先求諸己而后求諸人，必須充實自己，才能教好學生，在教育工作中盡光榮的責任。” 1982年，他在《身教和言教》一文中語重心長地說:“我國自古以來有‘言教’和‘身教’的說法，還說‘身教’勝于‘言教’。‘身教’就是‘以身作則’，教育者自己作出榜樣來，讓受教育者自動仿效，收到的效果當然比光憑口說深切得多。‘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就是這個道理。” 1984年，90高齡的葉圣陶還作了一篇題為《教育工作者的全部工作就是為人師表》的文章，反復強調:“凡是自己的實踐必須跟說給學生聽的一致。”“‘言教’并非獨立的一回事，而是依附于‘身教’的；或以言教，或不言而教，實際上都是‘身教’。‘身教’就是‘為人師表’，就是一言一動都足以為受教育者的模范。”
葉圣陶的《如果我當教師》寫于70年前，為什么我們今天讀來仍然極富指導意義。我想，可能有這樣幾個原因：一是吸收了傳統教育思想的精華。比如：“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出自《禮記?大學》；“修辭立其誠”，出自《周易?乾?文言》。二是借鑒了國外先進教育理念。比如：“以學生為本位”“以兒童本位一義為教授之出發點”的思想，就受到杜威“兒童中心”思想的影響 ；三是融入了自身教學經驗與反思。比如：他對“教是為了達到不需要教”數十年如一日的思考 ；四是掌握了辯證思維的方法。比如：說“課本是一種工具或憑借，但不是唯一的工具或憑借”；再如：既要“認清那門功課的目標”，又要“不忘記各種功課有個總目標”。正因此，使得葉圣陶能夠超出常人，透過種種現象，揭示教育的本質和規律。1980年，呂叔湘先生在為《葉圣陶語文教育論集》一書所寫的“序”中說：“按說這本集子里邊的文章大部分是解放以前寫的，為什么現在還沒有過時呢？這是因為現在有很多問題表面上是新問題，骨子里還是老問題，所以這些文章絕大部分仍然富有現實意義。” 我理解，呂叔湘這里說的“老問題”，就是關系到教育本質和規律的問題。正因為葉圣陶揭示了教育的本質和規律，他的教育思想才能成為具有普遍指導意義的經典，才能成為常讀常新的智慧的源泉。